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:来自中国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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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:来自中国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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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06年以来,高智晟律师多次遭中共政权绑架、酷刑和拘留。2019年,他的妻子耿和女士告诉国际人权服务社,被强迫失踪“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”。

在这次采访中,她还说:“十几年来,我跟孩子从没有享受过普通人家团圆的欢乐……我们只有一个愿望:高智晟活着,活着回家。”

2009年,耿女士被迫带孩子们流亡海外。不久前,她刚刚纪念了又一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:她的丈夫最近一次被失踪已满五年。

她在推特上写道:“十四年前我被迫逃离中共国,只身带孩子来到美国。自从与丈夫高智晟分别后,没有想他会消失至今。看见别人在手机里查看家人的照片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墙上打上他的照片,是呐喊,是抗议,也是思念。邪恶的共产党,释放我的丈夫!释放孩子们的父亲 !”

2020年春节前夕,耿和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。来源:大纪元时报

遭受中共迫害十余载的高智晟律师于2017年8月再次被失踪。人们普遍认为,他成为当局的打压目标与其作为律师经常代理人权案件、为信仰群体辩护有关。高智晟至今下落不明,但据信处于某种形式的拘留之中。

在2022年8月10日的一场泰泽祷告会上,耿女士分享了家人如何受到牵连,也遭到中共当局打压折磨,特别是她的姐夫在2016年5月因求医受阻而惨死、高智晟的姐姐不堪忍受当地警察多年的骚扰而于2020年5月自杀。

一个系统性问题

高智晟律师的家人苦苦寻找他的下落,因此而招致当局报复。当然,他家的遭遇并非个案。正如耿和女士在泰泽祷告会上分享时所说,“高智晟的苦难,我们家的苦难,目前我还看不到尽头。在中国,像我们这样的受迫害家庭还有很多……”

强迫失踪是一种反人类罪。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群体(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)、 上访者1、 政治异见人士、人权捍卫者、记者、律师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系统地实施强迫失踪这一罪行。

甚至一些中共干部、名人和企业家也成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,如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兼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;国际网球明星彭帅等引人注目的案件。自2012年以来,中共还经常以根除腐败为名,对党员实施所谓的“双规”、“留置”,实际就是强迫失踪、秘密拘押,往往长达数周乃至数月。

2017年, 来自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被捕后,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两个月,然后被转移到湖南的一个拘留所羁押。他后来被以“颠覆国家政权罪”判处五年有期徒刑,于2022年4月刑满获释。

李明哲在接受人权组织保护卫士采访时回忆说:“我觉得那两个月是最痛苦的,你对家里的状况完全不知道、你也不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。那段时间是你人最恐慌的时候,你完全没有办法应对,你没有任何办法。”

人权律师常玮平曾两次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,并经历了可怕的酷刑,招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2022年7月,他被控“颠覆国家政权罪”一案在陕西省闭门受审,其妻被阻止前往法庭旁听。

常玮平律师一家三口。来源:常妻陈紫娟的推特

2018年,退休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·阿巴斯从新疆乌鲁木齐的住所失踪。直至两年后,她焦急的家人才听说她被以“恐怖主义”相关罪名重判20年,已在监狱服刑。她在美国的妹妹罗珊·阿巴斯,“尽管我本人自1995年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公民,但我并不真正的自由。因为我在美国的自由演讲是以牺牲姐姐古丽仙的人身自由为代价的。”

孜巴·木拉提持母亲古丽仙·阿巴斯的照片。来源:《纽约时报》

冰山一角

上述案件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。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报告,2021年有4万至5万人遭到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或“留置”;该报告还说,此外,在今天的中国至少还有其他四种强迫失踪的方式,受害者人数难以计数。

对于这些非法的政府行为给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上带来的影响,人们也知之甚少。异见人士、每年的政治敏感期,人权捍卫者、家庭教会领袖和法轮功学员常被各地地方政府抓起来、失踪。因为北京冬奥、新冠疫情病毒变异株的持续传播、紧急封控措施、中共二十大,2022年是又是特别敏感的一年。

我们能够得知高智晟、 李明哲 、常玮平和古丽仙·阿巴斯的案例,是因为他们的家人要么生活在海外、拥有为他们发声的自由,要么敢于承担在国内发声的风险。

还有许多许多人的名字,我们可能从未听说过。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的今天,我们声援所有被强迫失踪的人。我们要求中国停止强迫失踪的行为,释放所有因宗教、信仰或和平行使其基本人权而被拘留的人士。

作者:CSW中国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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